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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5 14:04:00 来源:河源日报 司雁人

萧殷(1915—1983),原名郑文生,广东龙川县佗城人。作家,文学评论家。

萧殷少孤家贫,初中毕业后在佗城小学任教,并开始尝试写作,1936年弃教往广州就读艺术学校。抗战军兴,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防护团”,任战地记者。1938年,从武汉辗转到延安,就读鲁迅艺术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延安中央研究所文艺研究员和中央艺校教员。1939年调张家口任《新华日报》编委。抗战胜利后,历任张家口《新华日报》编委、《晋察冀日报》编委兼副主编。国共“和谈”期间,在北平主编《解放三日刊》,并兼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兼中央美术学院文学系教授。1960年从北京调广州任中共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分会副主席、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兼职教授、《作品》主编等职。出版有小说特写集《月夜》,评论集《论文学的现实性》《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谈写作》《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选》和《萧殷自选集》等。1983年8月病逝于广州。1985年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1987年7月5日,龙川县城文化公园举行萧殷汉白玉半身塑像落成典礼。

萧殷一生从事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工作,以善于发现好作品,热心培养青年作者为世人所熟知。

《论生活、艺术和真实》题目看上去像一部专著,实际是一本文集,所接触到的问题很多,也很广,有1952年和1980年两个不同版本。1952年版收集了萧殷1949年到1951年所写的十三篇文章,1980年版保留了1952年版前六篇文章,加入了十六篇后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在文艺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过。

1952年版十三篇文章,讲理论,也讲方法。《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侧重理论,《论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论人物转变与新人物的描写》《泛论写真人真事》《论真人真事与艺术加工》是一般写作问题的讨论,《论“赶任务”》是一篇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作家的任务是通过作品……来教育人民”的战斗檄文。《试论普及与提高》《再论普及与提高》属于两篇文艺界领导的讲话。《评〈红旗歌〉及其创作方法》《论主题的普遍意义——兼评柯夫的剧本〈堤〉》《评〈红石山〉与〈望南山〉》是三篇具体作品的评述。《为什么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活得伟大才写得伟大》是以两封读者来信复信的形式,谈创作者本身的问题。

称萧殷为革命文艺理论家或红色文艺理论家,应该是合适的。这些文章,是当时主流的文艺批评声音。生活、艺术和真实,是文艺创作者永久要面对的课题,有着无限的内涵和外延,萧殷的一些论述,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艺术家的任务,应该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有典型意义的艺术的真实”“通过有血肉有感情的行动着的人物、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社会的真实面貌”“要求作家在现实矛盾与发展的主要状态中去把握人物性格”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我们创作文艺作品,要有典型意义,要有艺术形象,要符合现实环境。

“一切的所谓故事,都是由人的活动、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行动所构成。因而,离开人的性格——思想感情等人物内在面貌的描写,所谓故事或事迹,就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作者必须尊重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的条件,要尊重这两者互相关系的逻辑的发展”,反对“牵着人物的耳朵强迫他们去行动”“强迫人物去扮演故事”,“故事因人物而产生,人物因故事而表现”(《论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虽然写的是英雄,但千万不要忘记他也是人,凡人的生理现象或心理现象,他都有的”(《论人物转变与新人物的描写》)。“一篇小说有曲折的情节,应该承认是好的,可是,如果忽略了人物性格的描写,忽略了人物情绪变化过程的描写,或忘记了性格与环境对于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而专门去追求情节,甚或只拿人物去‘迁就’预定的情节,就一定不能艺术地完成主题”(《评〈红石山〉与〈望南山〉》)。

“用矫饰的做作的感情去代替你真实的感情来写作,用抽象的政治概念去代替你的生活实感来写作,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歪道”(《为什么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文学艺术是最真实不过的东西,不能有一点虚假,一虚假就不会有艺术”(《论人物转变与新人物的描写》)。

“我们应该承认,写作是有它的特殊性质,一个作家要把生活素材变成艺术品,他不仅需要对生活有认识,而且还要把他所认识的生活通过形象表现出来,这是生活认识与表现的统一过程,是一种刻苦的劳动过程”(《论‘赶任务’》)——要承认作家劳动的特殊性。

这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谈文艺创作客观规律的论述,在萧殷整个论述中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是需要我们帮他梳理总结的。他的思想体系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主要还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文艺作品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也是他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唯一尺子。

人是老革命,书为红色书。萧殷《论生活、艺术和真实》一书在文艺创作界的地位和作用、性质和任务,几乎与蔡仪《文学概论》(1979年初版)在文学理论界,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1982年初版)在新闻理论界等同,而且出版更早。1952年3月初版后,当年即多次加印,以后又再版多次。该书毕竟是站在全国文艺创作的高度说话,即谈指导思想,也谈创作方法,当时太多作者想弄明白新形势下应该怎样写了。革命的思想,革命的标准,强调作品的教育意义,一切符合政治要求,写共产党员,写英雄模范,是该书主旨。忽视文艺创作的灵感,否定艺术形象诞生的偶然性,一定要按政治意图去塑造,是该书的时代局限。

1952年版读后总的感觉是:政治的观念,冷峻的批评,革命时代的产物,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政治意义大于文本意义。总的来讲,《论生活、艺术和真实》一书,还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从阶级对立的立场来认识文艺创作的,对文艺作品的审美意义几乎没有提及。而是一味强调文艺作品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强调通过艺术形象去激起读者(观众)的爱憎,强调作品的革命性和战斗作用,强调艺术性服从于政治性。强调按革命需要塑造形象,忽视作者独特体验的表达,更忽视作家个人气质的差异,否认读者(观众)欣赏趣味的多样性。

萧殷旗帜鲜明地强调,“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文艺写作应该与政治任务相结合”,他不是把人民群众看做创作的主体,而是看做只能被动接受教育的对象。《论“赶任务”》基本就是一篇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战斗檄文,政治意义远大于理论价值:“一个革命作家他不仅今天应与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将来也是这样,写作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必须配合政治任务。”他批评有些作者“缺乏对政治的关心和缺乏政治的嗅觉”,强调文艺作品要反映人与人(主要是阶级对阶级)的矛盾。

《评〈红石山〉与〈望南山〉》是对杨朔1949年8月出版的两篇中篇小说的评论。《红石山》是通过红石山矿工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来表现工人阶级的英雄事迹,《望南山》主要是写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萧殷文章一上来就似乎对杨朔到解放区后的工作不那么认可,说他“热衷于‘走马观花’式地对待生活,地方虽然走得很多,但却没有深入生活”,说他作品“大部分是传奇性的故事”“对现实生活理解得不深”。肯定这两篇作品也只是淡淡地说“值得重视”“比较有思想内容与教育意义”,接着就对作品“还存在着缺点”“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进行绝大篇幅的抨击。指出《红石山》后半部情节的发展“生硬而不自然”“只剩下故事,大部分人物都失去了性格”“作者急于完成他的主题,只注意到情节的发展,忽略了性格的发展,忽略了某些人物的思想、情绪变化过程的把握”。指出“《望南山》跟《红石山》有着同样的缺点”“情节有吸引人的力量,而人物的描写却很不够”,积极方面的人物“都缺乏性格,甚至表现得非常概念”。萧殷的最后结论是:“根据杨朔最近发表的几个短篇,再加上《红石山》与《望南山》所得的总的印象,我以为他不能更好地表现新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偶然的。”并说在杨朔的“许多作品中所表现的正面积极的性格,总不如灰暗的性格那样深刻生动”“这就说明作者对于新现实与新性格还不能十分把握得住,说明作者还没有足够的感受力去感受新现实,说明作者的情感还没有与新英雄(或新品质)人物的情感融合一气”,要求作者写出“真实地表现新的英雄人物的作品”“更真实地反映这个‘英雄时代’”。当时政治情形下,杨朔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知杨朔是怎么度过危机的,1961年他来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在萧殷的故乡岭南,写出了著名的为空头政治服务的“物—人—理”模式化经典之作《荔枝蜜》。杨朔的多篇散文创作于1961年,大饥荒“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他赞美社会的激情”,他的“台阁体”式歌功颂德的散文,不知是否与他接受了萧殷批评有关。《荔枝蜜》曾入选全国语文教科书,现在已不录入。(参见《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对杨朔散文模式提出的批评)

萧殷要求创作者一定要按照政治需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感情的改造。《为什么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是对地主家庭成分出身、《母亲的照片》一诗作者来信的答复。作者来信说:离开母亲不到三年,但接到照片,母亲头发没有了,皮包着骨头,两眼昏暗无光,又露着牙齿,痛苦极了。但他寄来的诗按照政治形势要求却写成:“妈妈比起七年前还健康、还年轻,妈妈微笑的面容更显出她心里的愉快,我对着母亲微笑的面容,我也笑了。这就是胜利啊!”当时政治形势下,“地主婆”的遭遇不说也谁都清楚。萧殷一方面批评他用“矫饰的感情”来考虑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教育作用,一方面竟然进一步指导他还应该认识到“在地主阶级家庭中母亲这种悲哀和衰老是一定难免的”。这种地主家庭母亲必然越来越衰老,贫下中农家庭母亲必然越来越年轻的观念,就是当时政治形势要求作家遵守的创作逻辑,是作家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用萧殷的话说,就是作家要“充分表达作为阶级一分子的作者的人生观”(《活得伟大才写得伟大》)。

在这种文艺创作理论指导下,那个时期绝无直指人心的作品。站在泛政治化的角度,总是指挥作者应该如何如何,而不管作者的个性体验,许多作者感到无所适从,备受打击,丧失了创作信心。沈从文只好去搞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巴金也只能默默地编刊物了。

1980年版保留了1952版前六篇文章,其余十六篇最迟也写于1962年,这些文章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写的,重编时为了保留本来面目,没有作更多的修改。这使我们更可以了解萧殷时代真实的文艺批评情况。

后来的十六篇文章,其中1962年在广州与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组长、《作品》副主编易准同志合写的《事件的个别性与艺术的典型性》,是两版中唯一真正客观地谈文艺创作的文章,指出了当时文艺作品脸谱化的弊端:“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师,免不了软弱、保守、自命清高、瞧不起工人群众的创造发明;中农入社,必然三心两意,怀疑观望;党委书记,一定样样正确,满口原则。……总之,根据人物的出身、经历,贴上了各种各样集团特征的标签,写一个党委书记,必须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写一类人物只允许有一种性格,也就是说,只要共性,不要个性,把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抽象化、划一化;个性既然淹没了,所谓‘典型性格’也就变成千篇一律。”《为什么把动人的故事写得无血无肉》《作品为什么和它所歌颂的真人的生平不完全一样》是对两封读者来信的答复,《论思想性、真实性及其它》《个别观察和艺术概括》两个谈“公式化和概念化”问题的讲学报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关于找题材》通过八封读者来信的耐心回答,对小说创作中的常见问题讨论得很全面。《谈写诗》是谈新诗写作,《把社会主义的激情唱出来》谈新民歌写作,《社会主义缔造者的歌声》也是谈新诗新民歌创作。《向群众口语学习》《向文学汲取精神力量》两篇探讨很有意义,研究也深。

既然1980年版保留了1952版前六篇文章,那么这本集子的主体基调就没有变。1951年3月25日写于北京的《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在谈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时强调:“必须以革命的观点去判断和概括现实中既定的事实,并使之典型化”——这等于提出了政治挂帅、典型引路的创作方法;“必须借革命的热情和理想的帮助,大胆展开想象,写出革命发展中所愿望的和所可能的人和事”——这等于指出了虚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创作方向。1957年12月写于佗城的《马克思主义会妨碍创作吗》,仍然强调作者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阶级感情,强调作品的政治立场,强调文艺要完成政治任务,强调文艺作品要真正对人民有教育意义。1957年4月写于北京的《生活应当和思想感情相融合》,仍然强调作者的思想改造。

1961年8月3日写于广州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8月17日写的《文艺批评的歧路》,是1980年版值得研究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谈广东文学界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肯定了作家工作的特殊性:“作家在作品中之所以选择这种现象,舍弃那种现象,之所以创造这一个人物,不创造那一个人物,不仅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和生活经验,而且也关系到作家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构思。在一部作品中,总是渗透着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和对于客观生活的评价,体现着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反映出某种具体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性格。”这段强调尊重创作主体的论述,与1952年版突出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作家必须进行世界观价值观改造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而安排在1980年版最后一篇的《文艺批评的歧路》,尽管仍属于高头政治讲章,但其中一些论述是不是对自己以前的一些文艺评论有所反思甚至修正呢?“评价文学作品,不能忽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能不顾作家的生活经验、艺术构思和个人风格;也不能撇开作品中人物的特定性格以及他所依以生活的特定环境;否则,就会把艺术创造简单化,在批评上就会出现粗暴和武断,从而戕伐了创作的生机,妨碍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完全无视作家的思想基础、生活经验和艺术方法,无视作品所体现的艺术构思、特定环境和特定性格,抛开了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而大量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中关于阶级斗争和生活规律的一般原则,跟艺术作品所再现的生活相对照:不是指摘作品不符合这一原则,就是指摘作品不符合那一原则;然后据此判断,妄下结论。”这样指出文艺批评的错误,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的文艺评论。这两篇文章也都是与易准同志合写的,曾以“作协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名义发表于《羊城晚报》,是不是受易准影响或者就是易准执笔也未可知。抑或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文艺创作理论要发生变化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选编。

概萧殷同志此时已患病,没有精力研究和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了。1979年编选1980年版《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时,明明是加了十六篇后来写的文章,《后记》却说十七篇;最迟的写于1962年,《后记》却说1961年。也可能《后记》写完后,编选内容又做了变动,而《后记》没有随之改动。萧殷同志与病魔抗争到1983年8月,终年六十八岁。

萧殷是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理论的领军人物,是那个时代文艺批评特色的代表者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时代终于过去,文艺创作回归自身。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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